晋商精神

发布时间:     来源:云顶娱乐app官网     作者:宣传科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外商界五个多世纪。他们的成功,就在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团队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进取精神

  清朝大学士纪晓岚曾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

图为大盛魁海外分号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就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挑担子卖东西,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折磨,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图为大盛魁银票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新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圣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乃至丧失生命之险。清嘉道以来,社会十分不安定,盗贼四出,商人外出经商很不安全。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

图为晋商的“万里茶路”

  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

  山西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士农工商”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图为太谷曹家“三多堂”

  勤奋是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榆次人李智春,生来家贫,年幼时父母双亡,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不懈,为掌柜所重用,攒了点钱后,回乡娶妻生子,其子继续经商,后家境逐渐富裕。

  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同时山西商人经商还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团队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如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意让众兄弟团结互助。

图为山西商号里的东家和伙计们

  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图为银票                                                                     图为银票模具

  晋商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形成了晋商文化的完整体系和晋商群体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智慧宝库。在医院的经营管理中,我们应该不断学习晋商精神,让这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同舟共济的敬业精神、兼容并蓄的团队精神以及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延伸阅读

  乔家:“掺假”济贫

  乔致庸做生意,讲究一个“信”字。这可以说是乔家的传统,是晋商的传统,更是整个商界应该传承的商业品格。古人常说,无信不商。对于乔家来说,更是如此。乔致庸从小耳濡目染,在他身上能够看到乔家一贯守信的风格。再加上他从小读着圣贤书长大,儒家当中所传达的仁义礼智信更是让他受益匪浅。在乔致庸眼里,宁可赔钱,也不能失信。他明白,信誉是商家的根基,是商号的命脉。

图为乔家大院内景

  复盛西字号是乔家在包头的一大商号,主要经营粮油,不管是质量还是分量都有所保证。要知道,在那个市场里,到处都是弄虚作假的商号。有些商家们在卖米面的斗上做手脚,缺斤短两的事情屡见不鲜。乔家就靠着长期形成的良好信誉让复盛西字号在包头稳稳站住了脚,到这里购买粮油的人络绎不绝。

  有一次,复盛油坊往山西运送一批胡麻油,经手的伙计为了从中谋利而在油中掺假。掌柜的发现后,将伙计痛斥一番。凡是乔家人都知道,信誉连着财路,信誉没了,财路也就断了。掌柜的命人倒掉整批掺假的胡麻油,重新换了货真价实的胡麻油。这个举动虽然让乔家损失不少,但是却为乔家赢得了守信的美名。看长远些,这个举动足以为乔家吸引更多的商户。

  乔家也有“掺假”时候,但是这种“掺假”却非同一般。乔家的通和店在包头的粮油店里是龙头老大,东西从来不缺斤少两,也不弄虚作假。长久以来,通和店在包头市场上赞声一片。每到年跟前的时候,就是通和店最忙的时候,达官贵人也好,平头百姓也罢,都会到店里来买粮油过年。所有粮油店的白面、大米都是有等级的,有钱人自然能吃上好一些的米面,穷人家就只能买最普通的粮油。为了能让穷人也吃上好粮食,乔家故意将上等米面掺到了普通米面里,并按照普通米面的价格卖给穷人。穷人们知道后自然是对乔家感恩戴德,也会常常光顾通和店。乔家之信,不仅是信誉,还有信义,而且对准的是每个人,不分等级,不分富贵,只要上门就都是客,就都该受到同等礼遇。有这样的仁厚和诚信,乔家在商场博弈中便胜券在握。

图为乔家大院的木雕艺术

  乔家票号没落的时候,乔致庸的后人都在延续着乔致庸的信誉。20世纪30年代,中原大战,经济衰退,晋钞贬值,晋钞跟新币之间的兑换比例大概是250000:1。这对当时的金融业来说无疑是个危机,但对于已经奄奄一息的乔家大德通票号来说,完全有望借机翻身。对所有的储蓄户都以晋钞而非新币支付,那么大德通票号就可以利用差价大赚一笔。但是,如果这样做,乔家辛苦积累的信誉将毁于一旦。为了维护商誉,乔家毅然决定收晋钞,支新币,让百姓手上的钱可以在各地自由流通。大德通最终还是倒闭了,可是乔家所留下来的商业精神却成为晋商的骄傲,成为整个商界的财富。

  常氏家族:灾荒年搭戏台

  1887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光绪三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省遭受了三百年来最大的一次旱灾。其中山西是灾情最严重的地方,颗粒无收的情形到处可见,灾荒持续了三年。据清政府的官方文献记载,当时山西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次灾荒。

图为常家庄园

  发生这样严重的灾情,商人当然也不可幸免,众多的晋商家族中,常氏家族的损失尤为严重。当时支撑常家家业的主要生意是与俄罗斯商人进行的茶叶贸易,大量的茶叶从江南产茶区运往中俄边境。大灾之年粮食绝收,连人都要以树皮、草根裹腹,平日里依靠大批牲畜充当运输工具的队伍,这时是无论如何也组织不起来了。由于商路的断绝,过去晋商每年向俄罗斯输出的20万担茶叶,锐减到8000担。从这组数字就不难推测出常氏家族当时所蒙受的损失。

  为了不坐以待毙,常家曾想出各种办法来渡过难关,包括省吃俭用,缩减开销。但与此同时,令很多人不解的是,常氏家族在这个紧要关头对外宣称,拿出三万两银子在家族祠堂中修建戏台。这不是在这样的困苦中摆阔气,而是要用戏台作为借口,给本村的和邻村的乡亲们变相地赈灾。也就是说,我常氏家族要盖房,要乡亲帮忙,只要乡民能搬动一块砖头,就给饭吃。赈灾也不落一个施舍的名。

  常氏家族认为沽名钓誉的名声是断然要不得的,他们把自己的善良举动,用修造戏台这样的借口掩盖起来。而掩盖乐善好施的真正目的,是要让那些得以救助的人能留有自尊地咽下通过辛苦劳动换来的一餐一饭。大灾持续了三年,常家的土木工程也持续了三年。当年被救助的穷苦人也好,今天为此感叹的人也好,有谁能说清常家这个本以经商获利为业的家族为此付出的代价呢?

  日升昌:乱世中的诚信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甚至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 没有账薄,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这样的要求可以说合情合理。因为来取银子的难民刚刚经历过京城的兵灾,很多人甚至是亲眼目睹了票号被劫掠的情况。但是,开中国银行业之先河的日升昌票号没有这么做,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他们所做的是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图为光绪皇帝赐给日升昌的“汇通天下”匾额

  山西票号这样做,无疑是承担了巨大的风险,面临众人的挤兑,再加上真假难辨,在这种局面下,票号经营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灭顶之灾。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号面临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胆识让人赞叹。他们不惜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义制利的古训被晋商透彻地理解之后贯彻在实践当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来山西票号挤兑银两的多是王公贵族,他们的行为属迫不得已,是国难所致。不论时间长短,灾难是会过去的。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不容忽视,为此从长远看,票号冒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更大的机会。

  以后的事实证明,日升昌的判断是准确的。战乱过后,当他们在北京的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百姓纷纷将积蓄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甚至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在挤兑风波中,以甘冒风险的代价换来了名利双收。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

  本篇选自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读本《仁心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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